编者按：

2013年，全国唯一一个资源开发综合利用试验区——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获批成立。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在我市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同样也有着深厚的科研和产业底蕴，尤其是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组织开展的“攀枝花钒钛资源综合利用联合攻关”，不仅极大促进了我市乃至全国的钒钛冶金科技进步和钒钛产业发展，同时奠定了将攀枝花建设成为中国钒钛之都的重要基础，其组织方式、推进方式和攻关经验，对当前突出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引领作用，扎实推进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仍具有历史参考价值和现实借鉴作用。

我国冶金科学史上的一次成功逆袭

——攀枝花钒钛资源综合利用联合攻关回顾

2017年8月17日，在暑期院士专家系列科普讲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春晓在关于航空材料的演讲中讲到，我们国家的军用歼击机的钛用量也在不断提升。我们歼8用钛很少是2%，歼10用钛4%，歼11用到15%，歼20用到20%，歼31用到25%。    

    曹春晓透露的这一串钛金属用量的数据，不仅反映了我国航空工业关键材料研发与制造的重大进步，还折射出1978年至1987年间我国钒钛冶金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一段往事——攀枝花钒钛资源综合利用联合攻关。

一、联合攻关的背景

钒被称为“现代工业的味精”，钛则被誉为太空金属、海洋金属、战略金属，均为国家战略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材料研究迅速兴起和扩展，钒和钛以其优异的金属性能，被大范围运用于高端军工制造和航天航空、医疗卫生、化工、建材等民用领域。

    从资源的角度看，我国是钒钛金属矿产大国，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资源储量达95.35亿吨，其中钒资源储量1862万吨，占全国的62.2%，占全球的11.6%；钛资源储量8.7亿吨，占全国的91%，占全球的35.2%，钛资源储量全球第一。但从冶金科技的角度看，至上世纪70年代，仅有美国、苏联、西德、日本掌握着成熟的钒钛冶炼技术，我国的钒钛冶金科技尚处于初级实验阶段，产能严重不足，军民生产特别是军工生产长期处于“端着金饭碗却讨不到饭”的尴尬境地。

    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攀枝花钒钛资源综合利用一直以来都极为关注。1964年，毛泽东主席在听取李富春、薄一波汇报攀枝花铁矿的铁、钒、钛分离试验研究“下马”问题时指出，“这样做是毫无道理的”。1970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代表时指出，“攀枝花就得提倡综合利用，不能单打一”。1975年，李先念副主席在听取国家地质总局汇报《长远规划》时指示，“（攀枝花的）钒钛没有完全过关，最大的财富是钛，有6亿吨，冶金部拼老命也要搞出来，要把科学家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把钛搞出来，不然甩到金沙江里冲走了多可惜。”

    为彻底解决钒钛金属材料对我国高端设备制造的严重制约，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作为第二个重点工业项目，纳入《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项目由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牵头，国家冶金部、国家科委和四川省承担，在攀枝花设“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由此，一场由中央支持，方毅副总理领导，集全国之力的“攀枝花钒钛资源综合利用联合攻关”大会战打响了。

二、联合攻关的历程

    攀枝花钒钛资源综合利用联合攻关从1978年开始，至1987年收尾，历时10年，先后调动全国100多个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1000多名科技工作者和数万名职工参与，每年以召集科技工作会的形式，总结发布上年度研究成果，安排部署本年度科研生产任务，集中讨论与研究解决科研试验及生产工艺流程重大问题，会期一般5～7天。

1978年召开第一次工作会，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2月15日—23日，在成都举行，来自17个省市的地质、化工、机械、电子等135个单位的代表共380人参会，收到160项科研成果和技术资料，与会代表介绍了36项科研成果和国外的有关先进技术和过去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科研技术成果，确定了今后3年的科研工作任务。第二阶段为5月5日—20日，15日前，方毅同志及随行专家在成都、峨眉、西昌等地调研并听取与钒钛提取相关的技术成果汇报。15日至20日，方毅同志在攀枝花主持召开会议，全国38个科研、设计、院校、企业146名代表参会，会议围绕攀枝花共生矿资源综合利用、建立钒钛钢种系列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制订了改进操作技术、建立钒钛钢种系列和钒钛铸铁系列、提高钒的回收率等五个方面的试验研究计划，成立了由攀钢研究院、重钢设计院、昆明工学院、重庆大学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的“完善提高攀枝花钢铁现流程科研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协调各项研究工作。

6月12日，方毅同志回京后向中央提交攀枝花钒钛资源综合利用情况报告，就总体工作方针、健全完善联合攻关组织机构、设备引进等提出建议。建议得到邓小平、李先念同志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形成了科研全国一盘棋、生产由基础试验条件好的企业承担的总体思路，既而又按照这一思路，形成了攀枝花本地钢铁公司和采矿单位主攻提钒和钒制品研发及选钛，北京、天津、江苏、辽宁、上海等地企业主攻提钛及钛制品研发的攻关部署。

1984年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现场。(攀枝花市档案馆馆藏)

1979年至1987年，联合攻关又召开了8次科技工作会，方毅同志均出席会议，会上听取汇报，部署工作，慰问与会专家。其中，1983年4月，第六次工作会及“全国钛应用推广”会在北京召开；1987年3月，第九次工作会在西昌举行，其余几次工作会每年5月在攀枝花召开。

    仿1978年第一次会议例，会议期间，全国科技工作者以大会研讨为交流平台，深入发表意见；会议结束后，各自回到原单位，继续开展本领域的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实验研究。总体上按照先理论论证、经实验室验证、中间试验、半工业试验后再规模生产的科学规律，分头试验，相互协作，联合攻关。

至1987年，我国冶金科技界对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分布和储量及矿物微粒结构、冶金物理化学特性的认识不断深化，选矿工艺日臻成熟，冶炼由中试转向半工业试验甚至工业生产，生产设备逐步配套完善。攀枝花年产钒渣6.85万吨，钒铁及含钒钢制品能够满足国内生产需求并出口创汇；年产5万吨钛精矿大量供应全国，各地相关企业的钛制品很好满足了国防建设和民用制品生产需求。在此形势下，攀枝花钒钛资源综合利用联合攻关落下帷幕。

三、联合攻关的成果及影响

    国家对于攀枝花钒钛资源综合利用联合攻关的定位，并不是单纯的科研和生产技术攻关，而是具有长远战略发展规划，其成就及影响是综合性的、深远而广泛的。

从科研及成果转化的角度看，钒利用方面，攀钢雾化提钒工艺稳定投产，钒氧化率提高到90%以上，达到国际水平；锦州铁合金厂、化冶所等单位利用攀枝花初级钒产品生产的五氧化二钒年产2600吨、钒铁年产730吨，成品品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总收率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化冶所、钢铁研究总院、攀研院协作开展的3种钠化钒渣制取五氧化二钒实验，取得新成绩，钒铁、高钒铁出口日本、西德等国家。钛利用方面，攀枝花矿山公司选钛厂年产5万吨选钛生产线运行稳定，能很好满足全国需求；钛冶金集中形成盐酸法制取人造金红石、氯化法制取钛白、电炉法制取海绵钛三个主攻方向；上海东升金属厂、天津化工厂、镇江钛白粉厂等地企业生产的人造金红石、钛白和海绵钛部分产品达到或优于日本R-820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首创的攀钢雾化提钒工艺生产现场。(攀枝花市档案馆馆藏)

从对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看，联合攻关启动之时，攀枝花正处于历史进程的十字路口，联合攻关加速了攀钢二期和二滩水电站两个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上马，攀枝花乘势而为，借机推进城市建设和相关配套项目建设，地方工商业和农业迅速发展起来，顺利实现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逐步发展成为川西南、滇西北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同时也为将攀枝花建设成为中国钒钛之都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和产业基础。

从促进全国改革开放示范作用看，党中央、国务院为深入推进攀枝花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将攀枝花列为全国首批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在全国率先批准攀钢实行利润包干制，支持攀钢在全国率先利用世行贷款，支持二滩水电站成为我国第一个实行全方位国际招标、以国际联营体建设的大型工程项目。这些改革措施在攀枝花的试验和实施，为内地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借鉴经验。

从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看，联合攻关1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冶金强国近百年的钒钛冶金道路，使我国的钒钛制备技术迅速赶上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一举甩掉了“缺钒少钛”的落后面貌，彻底结束了“15吨优质苹果换500公斤含钒铁”的不平等国际贸易史，深刻地改变了世界钒钛工业格局，高度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无疑是最典型、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联合攻关为年轻科技工作者提供了难得的锻炼机遇，其中很多成长为我国冶金工业的科研骨干。仅从攀枝花本地看，刘祥官、李吉銮利用华罗庚数学方法，将我国首创的雾化提钒钒氧化率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长为我国第一代应用数学家；陈建才改进定型的73—200型潜孔钻机（后改为KQ—200型潜孔钻机）达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长为全国知名选矿专家；陈厚生的三氧化二钒和氮化钒制取技术填补国家空白，工艺效益世界领先，成为世界知名钒专家。

李吉銮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证书内页。(攀枝花市档案馆馆藏)